有人這樣表達對作家J.D。塞林格的感情：“這個人，寫了這么一本書，改變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總覺得我欠他點什么。”

　　這是一位普通讀者的書單。年度好書同樣須著眼于書籍對于這個社會、對普通人的影響，可能是感動、掌聲，也可能是批判、揭露，既要有公眾場合的發言，也要旁及孤寂書齋的冷板凳。所以，有必要精心挑選2010年的年度好書——誰能保證，某位讀者一生中的“這么一本書”就沒在這名單里呢？

　　從一年之內出版的眾多書籍中選擇這樣意義重大的書出來，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慶幸的是我們已經堅持了五年。在去年的年度好書發刊詞里我們說：“自 2005年以來，我們試圖以這樣的方式觀察閱讀的差異，體會寫作的難度，見證書籍的價值。”“這樣的方式”是指挑選對象——無論是社科、歷史還是文學，都以國內原創為主，翻譯類作品不在評選之列。前面引述的情節出現在美國著名偵探小說家勞倫斯·布洛克的小說里，同樣的理由，這位可能是美國最好的偵探小說家的作品在今年翻譯甚多，我們選擇了其他方式來回顧。

　　關注原創作品，是希望尋求與讀者共同呼吸的現實氛圍，這是理解這些著作的最好背景。這些作家為何寫如何寫這樣的題材，作為讀者，我們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如果說2010年發生的文化大事不妨放寬視野向前看，那么年度圖書則更需要往回看。一本書的出版，還包括了作者在成書前所做的大量工作。體察“生產”的難度，更能顯示出其不凡的價值。

　　假如在未來看到這些書目，能約摸想起年輪的刻度，足矣。

　　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在2010年出版了《小春秋》一書，談經說史，寓意深遠。春秋筆法，自古寫書人需要，讀書人也需要。

　　南方都市報2010年文化年鑒之圖書(9本)：

　　第一本：《革命與反革命》(王奇生)

　　王奇生教授的《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作者著力描繪的和盡量凸顯的是“革命與反革命”這個主題，并特別指明：“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革命史也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和書寫。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回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同時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事實上，標題“革命與反革命”，并不能完全體現書之全部內容，但這沒有影響書的質量，反倒會增加其銷量，很多讀者和評論者都是沖著“革命與反革命”而來。畢竟，對于深受革命文化熏陶的人們來說，望 “文”生義，自當別具慧心。

　　然而，在傳統的政治史研究視野里，一般關注的都是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輕忽和漠視中國青年黨及其國家主義思潮的存在和影響”，更忽略了當時關于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的，“革命”的合法性是怎么確立的，當時之人、不同集團對于“革命”的各種表述和爭奪， 尤其是均被國共兩黨定義為“反革命”的青年黨，居然標榜自己為“新革命黨”，以與國民黨進行區隔。之后，青年黨同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互動、對抗、論戰， 都是中國近代政治史、革命文化史上饒富興味的話題。如作者在書中指出的，某種程度上，三黨雖皆可被視為以“革命”為共同訴求的民族主義政黨，“它們相互之間其實是爭多而合少”，各自根據其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立場來詮釋和實踐“革命”，為此甚或不擇手段，其間的斗爭非常殘酷與激烈，一個原因是肇端于對“革命”符號的定義和競逐，因為革命其時已經“被建構為一種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實踐的正當性”，擁有了“革命”的正統性、權威性，就擁有了最大的象征權力。相反相承，“反革命”則被視為一種莫大的罪惡，于是，“反革命罪”的發明也就水到渠成，初遭此罪審判的則是國共聯合北伐的對象之一吳佩孚手下大將陳嘉謨和劉玉春。盡管“革命”光榮同“反革命罪”之區別，并無明顯的楚河漢界，其劃分往往因人而異、因時而變，但這正是嚴酷的斗爭現實與策略需要，模糊的界限和可以隨機定義的標準，恰能賦予自己打擊對手的最大效力。有意思的是，在“革命”被日趨神圣化、正義化、符號化的同時，其專斷性、隨意性及虛偽性也隨之而來，在很多情況下都淪為一種排斥異己、派系斗爭的“誅心術”，不可避免導致了“多少罪惡假汝以行”的結果。

　　“革命”及革命文化的建構與實踐離不開政治力量的動員，對于力主“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在長期的艱苦斗爭實踐中，其人員構成、動員效果與物質配合遠比歷史教科書及革命史、黨史書寫中所呈現的那樣復雜。因相關資料保存較好，作者分別以上海都市中的地下黨和廣東鄉村社會中的地下黨為例，關注其地方性和差異性，考察中共地下黨在城市與鄉村中呈現的不同面向，討論其人員構成變化及活動特色。通過研究，作者發現，“四·一二”之前上海的地下黨，“號稱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基礎，其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傳統的幫會組織之上，兩者的調適并非易事，所謂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組織的有效性更難保障”。這致使很多的動員活動與政治斗爭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更不必說“黨團之爭”所造成的阻礙。而“大革命”失敗之后的廣東地下黨，與以都市為主要活動場域的上海地下黨明顯不同，其黨員構成的農民特征明顯，此種情形跟中共的盲目擴大、農民對中共的不了解，以及部分人的投機和“靠黨謀生”觀念有關，“一大批低層農民是在不知黨和革命為何物，亦不明黨的主義和政策的情況下被卷入革命隊伍的；另一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失業者、流氓無產者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這必然導致廣東地下黨組織渙散、黨員素質不高容易叛變、嚴重依賴上級撥款、難以有效動員等現象的出現。

　　作為中共和青年黨的對手方國民黨，其高層政治和基層運作、以及對大學校園的滲透等情況，限于篇幅和興趣，筆者不再引介。其實，相比對民國政治問題的重點討論，筆者最欣賞的還是該書第一篇文章——《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這或許是一篇經典研究。王先生指出：《新青年》之所以從初期寂寂無聞到后來影響廣大，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運動”出來的，跟《新青年》作者隊伍的改變、思想主張的激進化以及社會時代環境之變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有關，也跟陳獨秀等人對媒體傳播技巧的嫻熟運用大有關系。王先生從傳播學的角度注意到陳獨秀與《新青年》采用的傳播策略之重要，為我們揭示了“中心”知識分子陳獨秀及《新青年》同人的“運動”策略之于五四新文化所以成為“運動” 的意義，洵屬導夫先路之見(當然也有楊琥等學者對此有異議)。不過，從本質上講，傳播媒體作為一種權力運作方式，旨在影響或改變受眾，它必須首先對其承載的信息進行篩選和分門別類，然后再有選擇性地對某些信息進行放大、縮小或遮蔽，達到影響或改變受眾的意圖。換言之，傳播媒體本身即具有可操控性、欺騙性、片面性和利益導向性，像陳獨秀等利用傳播媒體進行的“炒作”，實際為五四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慣用。恰似杜亞泉的批評，“近今言論家，懲于國民之奄忽無生氣， 故其立論慣取刺激之口吻。亡國滅種，視為常談；奴隸牛馬，時發警告。甚或一平常之事，而亦推類至盡，謂其結果必將如何如何。”

　　最后要談的是，在大陸的民國史研究中，包括黨史、革命史在內的政治史研究，一直居于獨大地位，但近年來卻不免越走越窄，太過依賴新材料的發現和使用——或藉此希望能有驚天大秘密發現，還有一些學者被迫轉而去從事次等選題的研究，卻不愿意在解讀材料和方法論上“別求新聲”。由是，很多學者不但無力對很多老問題提出新看法，也無法從舊材料中讀出新意義，只能用新材料說明老問題，或墨守成規，去開發似新實舊的老課題。王奇生教授這本書，難能可貴的，就是從很常見的“舊材料”中讀出了新意義、新發現，彌補了一些研究缺陷，大大改變和增加了我們對過去一些老問題的認知。就此而言，的確不負他“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懸鵠。只是，對于不少讀者而言，可能意猶未盡，還會對王先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通觀全書，我們能明顯感覺出作者對于民國政治背后的社會文化考察，在許多地方都落實得還不夠，談政治本身的比較多，對于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更深入關聯、對于政治文化議題的更深入開展，都顯薄弱，特別是我們將其放入新文化史脈絡中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背景下，同西方學者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議題及方法論進行對比之時，此種反差就愈趨顯著。反躬自省，無疑，無論是在方法論，或是在研究議題上，我們都還需要進一步地同歐美主流史家進行對話與接軌。